示范创建是指为提高工作水平，对某项工作设置考评指标体系，动员组织相关地方或者单位开展创建，通过评估、验收等方式，对符合标准的对象以通报、命名、授牌等形式予以认定的活动。

在工作实践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完善并严格落实各方面的工作责任制，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食品安全责任制、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制、校园安全责任制等，把工作成效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在法治道路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需要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试点是为了实现特定改革目的，选取部分地区渐次推行实践尝试，在不断的调试中积累经验，在改革成功后推广改革方案，从而实现制度创新。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 。坚持目标导向，就是以实现目标为方向，持之以恒地朝着目标前行。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二是要完善应对风险挑战的机制。很多地方的党组织都探索实行了这方面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白某违背姚某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应当认定为强奸罪。

（2）《刑法》第226条列举了强迫交易罪的五种行为表现形式，其中第五种情形是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阐述在不同体系思想影响下运作的体系解释。如果根据历史解释或目的解释得出的结论看起来不符合体系解释的要求时，体系解释没有独断权。在理论研究或司法实践中，体系解释迸发能量的场合，往往是与其他解释方法特别是目的解释交汇使用。

[45]上述解释方式，先是遵从形式—逻辑的外部体系原则，将内容不明确的第五项情形上溯到上级概念，即强迫交易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中，然后再从实质—意义的体系性原则出发，通过同类解释，探寻强迫性和交易性的意义脉络，最终确定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含义范围并解决个案。西班牙民法典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国及英美法系，法的文义、体系及目的亦为人所重视。

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只允许本市户籍人口亲自查询本人记录，不能由他人代办。[40][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课堂》，蔡圣伟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4页。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语境中，盗窃罪和诈骗罪在主观要件上共用一个非法占有目的的文字表述。立法者对章节条都设定了不同的标题。

从这一点来看，在白某强奸案中，被害人姚某回娘家居住，并向白某提出离婚要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首先，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行为和转移毒品的行为性质类似，均属于毒品犯罪的事后帮助行为。[3]对那种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本来已经有规范法学、法解释学等现成的称谓，可一些学者却偏偏引入了源自德国的法教义学这一洋名词。

这里首先要阐明体系解释与体系化的关系。[1]尽管如此，关于体系解释的思想背景和具体类型，特别是在部门法中的实际操作，理论上仍然存在持续扩展和充实的空间。

[38]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一是为维护法律用语的同一性，同一概念应该做相同解释。整体的构建不是此处的任务，而是‘体系部分的任务。

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构建的概念体系，即通常所称的概念金字塔。内部体系 随着法教义学成为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学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国内部门法学者的重视。[45]张勇：《强迫交易及其关联罪的体系解释：以酒托案为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5期。此意义上的法解释学，以特定的制定法文本（文字）为工作对象。考虑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以及行政处罚与刑罚的严厉度的差别，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将《刑法》第359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附加一些限定性条件，做出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更为狭窄的理解。[44]综合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法院最后认定被告人的加工方式构成本罪的其他方法。

[51]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18][德]萨维尼、格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8页。

这就对舞台背景提出了要求，不可能固守在形式逻辑的封闭空间内。这项工作类似于体系性研究，但二者的目的却是相反的。

同时，裁判理由还从体系角度提出了前后相当性的问题，既然兜底性条款与明文规定的其他条款规定在同一法律条文中，设置相同的法定刑，故而推断立法者认为两者在刑法评价上基本相当……从具体行为方式来看，被告人采取了加工的方式，虽不同于本罪罗列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方式，但系基于妨碍司法追诉的目的，对犯罪所得采用了一种积极处置方式，使犯罪所得的性状发生了变化，使司法机关难以追查被盗赃物或者难以认定赃物价值，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开展，与前述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行为具有同质性，同样都应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又如，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白某强奸案[52]中，被告人白某与被害人姚某婚后夫妻感情不好，多次发生口角。[22]滥觞于萨维尼而由普赫塔发展壮大的概念法学的方法论，旨在以概念金字塔的方式构建一个形式-概念的逻辑体系。在罪刑法定的视野中，如何展开刑法解释，首先涉及一个解释方法的问题。在具体类型上包括法条本身的协调、法条之间的协调、司法解释的协调以及部门法的协调。

3.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 《刑法》第151条规定了走私武器、弹药罪，在对该罪中的弹药进行解释时，涉及不同规范之间的体系性协调。陈金钊：《体系思维及体系解释的四重境界》，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可谓是法教义学的基础作业。所谓建构，即上文所说的在文本解释的基础上，对法律材料进行加工塑造形成新概念的过程，曾被耶林认为是比解释更高一个层次的法学知识形态。

法院最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认为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应当与行政法上规定的道路保持范围一致。这里的其他方法不能作无限制的扩张，而仅限于与其前面列举的暴力、胁迫性质相同且作用相当的方法。

[28]Heck, 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1932,S.132ff. [29][德]伯恩·魏徳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二、体系解释的方法论溯源 体系解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体系。小区是居民聚居的生活场所，居住的人数众多，小区内车辆通行的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存在一种形式上的金字塔结构，即自上而下的指导、统摄和制约关系。

[12]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有疑义的文字需要解释后才能适用，甚至任何法律规定都要经过解释才能适用，或者一个似乎含义十分明确的概念在遇到具体案件时也会使文义发生含混而需要解释。这种体系解释，不仅是考虑文字的协调，同时考虑到法律适用后果在价值层面的协调性。

其原因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犯罪行为的性质有重大影响，而8个犯罪同属于金融诈骗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应当具有相似性。[16][德]萨维尼、格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蔡道通：《体系解释与目的限缩：行刑竞合案件解释规则研究》，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洪某留下部分海洛因，委托李将其余的海洛因带回家中代为保管，并称其吸完后再向李要。